千年文明,百年重生,历史的车轮在大地上碾出新痕。回首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进程,我们有理由在此刻举国相庆。
一个国家的复兴,离不开教育的与时俱进——那么,新中国教育究竟书写了怎样的长卷?作为个体的我们又如何参与其中?
这个国庆,新校长传媒特别推出专题策划“因为有你,大国有庆”,在中国教育界从90余岁到20多岁,分年段邀请了八位教育人参与写作。
他们的文字,或讲述个体的成长故事,或记录时代的教育生态,或展读难忘的教育进程,或回归个体的小我情怀,或观照未来的必由之路……
他们以生命为底色,共同剪影了新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映照出教育超越时光的重要价值,并牵引至我们对未来教育的想象......
邀您走进其中,一同感受。
我是一名普通的老师,从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到大学教师。只是很平凡的工作,没有轰轰烈烈的事业,谈不上对国家做出了多大贡献。但没有偷懒,无愧于心,觉得一生很幸福。
我的中小学是在中国苦难最深重的年代。小学和初中都是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渡过的,日军把我们的学校炸成断墙烂壁。抗战胜利那年我刚好初中毕业,光复以后,学校除桌椅板凳外,什么都没有,理化课只在黑板上做实验。但是同学们学习都十分努力,觉得国家受到列强侵略,我们青年有责任建设祖国,就要振兴工业,实现工业救国,所以几乎所有同学都想学习工科。
我当时年青,好高骛远,认为要报考全国最好的大学、最好的专业,就报考了清华大学建筑系。没想到一榜落第,成了落榜生。为了生计,只好去当小学教师。当了一年小学教师,改变了我的理想和命运,觉得教育很重要,教师这个职业也很好,和儿童在一起很愉快,看到他们的成长很有成就感。
第二年,我就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于是一辈子成了一名教师。在北师大学习了两年,年就被派往苏联留学,攻读教育学。年回国,又到北京师范大学教书。其中五六十年代被派到北京第二师范学校;派到北京师大附中,即钱学森学习过的学校担任教导处副主任4年;然后担任北师大二附中校长3年;最后又回到北师大教书,一直到今天。
这就是我简单的平凡的经历。
我觉得我这一生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由不会学习到学会学习,由不会教书到学会教书。
学习也总是很艰苦,当年我们在苏联学习,去的时候连俄文字母都不认识。第一周,俄语老师让我们背儿童的《看图识字》,要记住多个单词,第二周就让我们读《联共党史》,真是其苦无比。第二年正式和苏联同学一起听课,还是迷迷糊糊,只是靠课后与苏联同学对笔记。
老师布置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我们要比苏联同学多几倍时间和努力才能读完。但觉得为了回来建设中国的教育,不辜负祖国的期望,再苦也要努力学习。
年我回到祖国,两年后有机会被派到北京师大附中工作,与其说是当老师,不如说是在那里当学生。师大附中是一所老学校,是我国公立学校的先驱,那里培养了像钱学森等一代大师人物,有优秀的教育传统。学校有一批称得上“大先生”的老师,他们热爱学生、学术精湛。
例如教高中代数的韩满庐先生,由于课教得好,被北京教育界尊称为“韩代数”、教几何的曹振山先生被称为“曹几何”、教三角的申介人先生被称为“申三角”;还有教化学的尚欣久先生、教生物的陈婉芙先生、教语文的时雁行先生、教地理的王树声先生等,都是被学生爱戴的好老师。
我常去旁听一些课,获得许多感悟。那个年代非常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附中设有生产车间,有几台机床。我在那里和学生一起劳动,学会了车个小零件。夏天带学生到农村拔麦子,秋天收白菜,我也在劳动中受到锻炼。
从一个不会教书的老师,逐渐学会做老师,我的一些教育理念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形成的。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等,都是在附中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悟出来的。
年我回到北师大工作。因为在国内只上了两年大学就到苏联去学习,所以我的传统文化底子非常薄弱。回国后就自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史记》《资治通鉴》等经典。年我又被党委派到外国研究室工作,负责编辑《外国教育动态》,接触到许多外国教育资料,大大扩大了我的眼界。
改革开放以后,我在老一辈教育家王承绪先生、滕大春先生指导下学习比较教育,开始从事比较教育的研究和教学。50多年培养了70多位博士和博士后,为比较教育学科的建设做了一些工作。
“文革”期间,先是到北京第三轧钢厂做小工,搬50公斤的钢带;再到燕山东方红炼油厂建厂烧锅炉;后来在临汾吕梁山脚下恳荒二年。我本来身体很懦弱,经过劳动锻炼,居然不到90斤的身躯竟能挑起一百多斤的水桶,夏天割麦子还能和年轻人比一比,也在劳动中学到不少农业知识。劳动回来,生活有规律了,身体渐渐好起来,体重也随着年龄的增长增加起来。
年担任外国教育研究所所长,开始重视比较研究。做科研是艰苦的工作。那时还没有电脑,更没有互联网,就是靠做笔记,做卡片。改革开放以前,我没有写什么文章,改革开放后中央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就开始研究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叫“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对于什么叫现代生产,它的特征是什么?我是学文科的,实在不太懂,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查阅了国内外许多资料,才初步弄清楚一点,但是不放心,又去请教在人大工程经济系任教的我小时候的同伴,才敢肯定下来。
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我引用了马克思《资本论》里面的话:“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资本论》年的中译本把“现代工业”翻译成“近代工业”。
我们一位搞教育史的老师就对我提出意见,说“近代”和“现代”是两个概念。这下子把我难倒了,我只好去查《资本论》的英文版,又查德文版,发现都是“Modernity”这个词,原来是翻译上的失误,年版也已改过来。可见做学术来不得一点马虎。
“终身教育”的思想,也可以说是我最早引进到中国的。这过程中闹过一次笑话。年联合国恢复我国的合法地位,相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恢复我国的席位。年,我作为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8届大会。大会要制订中长期发展规划,各国都提交了各种提案。
教育方面的提案有一百余条,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发展中国家如非洲、拉美等国家提出的,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