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正义路2号。新中国成立时，这里是北京市政府的办公地。
年10月26日，这里云集了当时全中国各界的社会精英。几个小时以后，一个叫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的机构在这里成立，委员会主席是当时的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参会的各界人士有人，包括了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组织的代表。不久，这一机构开始启用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
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庄严宣告：“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维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维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最广泛最深入的抗美援朝组织动员。
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侵略者的气焰十分嚣张。年11月，美第10军军长阿尔蒙德乘直升机飞抵鸭绿江南岸的惠山镇，与前线美国军官们在江畔合影，这组照片登上美国报纸的头版头条。中国东北边境城乡遭到美军轰炸，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
郭永良90岁（时任志愿军9兵团第26军78师团司令部军务股参谋）年采访：“一到了丹东时，就感觉这个战争就在身边，老百姓每家每户的窗子上，为了防止敌人轰炸的时候震动玻璃震碎了伤人，所以要求各家各户弄个纸条按照米字形或者按照T字形，把窗子粘好。”
黄会林86岁（时任志愿军高炮团政治处宣传员）年采访：“那个时候他们有一些飞机就已经越界了，就飞到了那个时候叫安东，现在叫丹东，已经飞到了安东，被他们杀死的人就是安东的百姓。那种氛围可以说是同仇敌忾，全中国都起来了。”
美国的野蛮侵略，使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如火山一样地爆发出来。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掀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爱国群众运动的热潮。
年12月16日，上海市工商界为支援抗美援朝举行了大规模游行。著名的民族工商业者荣毅仁先生亲举大旗，行进在游行队伍中。
经叔平（时任上海市工商联副秘书长）年采访：“我们那时候上海工商界也只有将近20万人，大概就那么点数字，那天参加游行的有15万人，那么举大旗的就是荣老，现在我们叫他荣老，那时候他只有三十几岁。”
荣毅仁（时任华东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原先准备由工作人员来举的，到了南京路口，我们准备开始游行的时候，我们几个工商联的负责人，大家商量一下，觉得这是件大事，应该工商界自己来搞，自己来举。”
作为第二代荣氏企业家，荣毅仁从上个世纪30年代起即投身于民族工业。为了支援抗美援朝，荣毅仁提出了捐献10架战斗机的计划。在他的号召下，申新纺织公司的职工们热情高涨，加大了生产，最后共捐献了购买12架飞机的钱款。荣氏父子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闻名全国的“红色资本家”。
年3月，荣毅仁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抗美援朝运动在中国各地迅速开展起来，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全国所有的城市和广大乡村，都举行了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的大示威，游行群众超过1.8亿人，达到当时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九以上，中国民间的反侵略游行示威活动达到最高潮。
朝鲜战场硝烟滚滚，中国国内各界群众纷纷要求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成千上万的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广大民工和医务工作人员，志愿开赴朝鲜前线，担任战地的各种勤务工作。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钢铁运输线上，奔驰着一列列军车。其中许多铁路运输任务，都是由地方铁路员工担任的。
曹国旺，是安东铁路分局派出的“铁路援朝工程队”二中队的队长。年2月的一个夜晚，一列拉着汽油和弹药的军列，正通过朝鲜宜川车站开往前线。突然间，三架美军“野马式”飞机飞来俯冲扫射。一节汽油车厢燃起熊熊大火。曹国旺提起车钩，冒着横飞的弹雨朝着火车冲去，把着火的车厢与其他车厢分离开。汽油车厢和弹药车厢保住了，曹国旺却身负重伤，他英勇护路，先后立大功3次、小功5次。
段守庸（时任朝鲜军事铁路管理分局局长）年采访：“我现在能回忆起来，咱们整个就是铁路这一部分的话，不包括铁道兵，就是人家属于铁路的搞运输这部分的话，恐怕牺牲将近人左右，现在在新安州那里，还有个烈士陵园，专门是铁路的。”
在北京铁路局，有一台誉满神州的机车，那就是“毛泽东号”机车。“毛泽东号”第12任机车司机长，刘钰峰一遍一遍地练习着机车与车辆之间的联挂。把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这是“毛泽东号”机车组代代相传的精神。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号”机车组积极投身到爱国增产运动当中，展开“超轴”运动，机车多拉、快跑，大幅提高了铁路运输能力，为前线输送了大量物资。
年10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了第3任“毛泽东号”司机长，全国劳动模范郭树德，并为他在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上亲笔签名。
在残酷的反“绞杀战”斗争中，志愿军大量军列遭到敌机轰炸，损毁严重。年12月，北京铁路局丰台车辆段接受了修复辆机车任务。车辆段全体工作人员以志愿军为榜样，日夜赶班，决战决胜。到月底，这些破旧车辆全部变成了崭新的车辆驶向运输前线。
这是一辆以战斗英雄的名字命名的列车——“黄继光号”。
它诞生在战争年代，现属于哈尔滨铁路局齐齐哈尔机务段。它是我国首个以战斗英雄名字命名的机车。如今，在中国的大地上，高铁网迅速发展，时空概念迅速改变。但当年中国铁路员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培育出来的精神，仍代代相传。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支前民工是一支重要力量。陈毅元帅曾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而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这一人民战争的宏伟景象，又一次呈现在人们面前。为保证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大批民兵自备马匹和大车，志愿参加了运输队、担架队。仅东北地区直接赴朝参战的民工就达74万余人。
张麟玉（时任东北担架队队员）年采访：“咱们县组织一个，那叫什么呢，那叫民工。也是，那叫担架队，开始名义叫担架队。我们这个一共是咱们组织总数接近人。那么我们这样徒步走，一直走到丹东。”
张成海（时任东北担架队队员）年采访：“打辽阳的时候我去了，解放战争，年抗美援朝我（阴历）9月份过的江，一开始是抬担架，后来就是装卸车。运什么急速地就运上去。俺们在这儿卸车皮，这一宿，五个人一宿卸三个车皮，一个人差不多背一个。”
吉林省辑安县（今集安市）民兵担架支队在运送伤员途中，就多次遭遇敌机俯冲扫射，队员郭维清、李根植，毫不迟疑地扑在担架上掩护伤员。连续4天4夜，他们走了公里，爬山涉水安全地把伤员运回祖国。他们把对志愿军亲人的爱，写在崎岖的小路上，荣获了“模范担架队”的光荣称号。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有一件不属于军队的展品。那是一枚胸章，上面写着：“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卫生工作委员会志愿卫生工作队”。
年11月18日，由著名的模范医务工作者李兰丁率领的志愿手术队，开赴前线。随后，各地的医务工作者，也相继组织了志愿医疗队、手术队、公共卫生队和防疫队。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灏珠，是医院内科教授，他是中国内科领域的顶尖专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在院长黄家驷的号召下，年轻的陈灏珠毅然加入到支援前线的队伍当中。
陈灏珠（时任上海市抗美援朝医疗手术队队员）年采访：“医院一共去了四批，一批去了，回来。第二批就接上去，接他的班。算起来四批有二百多，差不多三百人，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加起来也不过三四百人左右，可以说是大部分的同志都投身到抗美援朝这个工作中去了。”
二十年后，当我们再次采访陈灏珠老人时，他对当年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陈灏珠96岁（时任上海市抗美援朝医疗手术队队员）年采访：“我们是在齐齐哈尔，医院。一次大仗打下来，人数难以统计。伤病员有些要就地解决，又紧急又疑难的在沈阳先解决，沈阳解决不了，这些病人就送到齐齐哈尔。”
年10月2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医院中，举办了中国整形外科奠基人张涤生铜像的揭幕仪式。
抗美援朝战争时，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张涤生报名加入了志愿卫生工作队。战场对于张涤生来说并不陌生。中国抗日战争时期，还未从大学毕业的张涤生积极投身学生抗日救亡后援团，被委任为救护队队长，从此开始了他的战地生涯。
张涤生（时任上海市抗美援朝医疗手术队副大队长）年采访：“我参加过抗日战争，所以对战争的考验我是经得起的。我原来年春天预备结婚的，参加医疗队以后结婚就要耽搁了。但是我和我老爱人商量好了，决定响应党的号召，走上抗美援朝的道路，把婚期推迟了。”
张涤生带着队伍，用四个月的时间，在长春建立了新中国首家战伤、烧伤和冻伤治疗中心，适应了战场急需。
志愿军出国作战，前线缺乏食物。美军飞机不间断轰炸，白天不能生火做饭。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的李聚奎，想到红军时期积累的老办法，制作炒面。炒面携带方便，食用简单，不易变质，可以成为志愿军的野战口粮。
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采纳了这一建议，要求后勤部门批量生产炒面，供应部队。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指示政务院有关部门，向东北、华北、中南各省，下达制作炒面的任务。
年5月，年轻的志愿军战士武际良因公踏上了返回北京的列车，这是他参军数年以来，第一次回到故乡。他医院工作多年的医生和护士。
武际良88岁（时任志愿军第42军文化教员）年采访：“让我出差上北京办事，说可以回家看看。走到回到我家那个院里头，我们家在东城，看灯还亮着，家里怎么半夜还不睡觉，一开门，我妈一看是我，抱着我哇哇就哭，我说干吗呢？说给你们炒炒面呢。”
张勇手87岁（时任志愿军第60军文工团团员）年采访：“北方人民日日夜夜在炒，吃的炒面，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老百姓都不睡觉给我们炒炒面，我们只能吃那个东西，没法做饭，没空做。”
佟希文（时任志愿军第38军挺进报主编）年采访：“虽然有的炒得糊一点，有的炒得香一点，有的炒得生一点，但大家吃起来都是一个力量，就是祖国的力量。”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极为困难。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正要开始艰难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正是在这样的时候，年5月，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决议，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美国商务部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都不许运往共产党中国。”
但是，封锁禁运压不倒中国人民。全国广泛订立《爱国公约》，把保家卫国的热情和发展生产的实际行动结合起来，全面开展生产竞赛。
在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鞍山钢铁厂，劳动竞赛开展得热火朝天。
天津钢厂的劳动模范刘长福和他的同事们提出：“轧钢就是战场，钳子就是冲锋枪”，要以实际行动支援志愿军作战。他们挖潜革新，共增产节约亿元（旧币），差不多能买13架战斗机。
那是一个同仇敌忾的年代，是一个万众一心的年代。增产节约的口号传递着人们的心声。后方汗水流得越多，前方将士的血就会流得越少，每一个人都以能为前线多做贡献而感到自豪。整个战争期间，全国人民为朝鲜前线提供的各种作战物资共达余万吨。
潘文淑（时任国营厂缝纫工人）年采访：“那时我是一个缝纫工，做军装，确实干的心里头痛快，我支援是我们自己的人，是我们最亲爱的人，他们穿上我们的服装保暖，搁在他们身上他们能够很好的打胜仗。”
著名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是全国第一个农业互助组的创立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李顺达互助组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积极开展增产运动，并向全国农民发出了开展“爱国丰产竞赛运动”的倡议书，得到各地8个互助组和名劳模响应，迅速在全国掀起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热潮。年9月，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接见了李顺达，并在李顺达互助组的奖状书上亲笔题写“生产战线上的模范”。爱国丰产竞赛运动的开展，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和产量的提高，丰收的成果也极大地鼓舞和支援了志愿军官兵在前线的英勇作战。
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号召，开展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活动。
常香玉，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豫剧常派创始人。她当时只有28岁。在西安当听到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经常遭受美军狂轰滥炸时，她义愤填膺。早在抗日战争初期，15岁的常香玉就参加建立了中州戏曲研究社，为宣传抗日而四处奔走。这时，她决心为保卫国家出力，她计划通过剧社巡演筹款，为志愿军捐献一架战斗机。
她卖掉了自己的金银首饰，和家里一切值钱的东西，将三个不足七岁的孩子全都送进托儿所。带着全体剧社成员上路了。
荆桦（时任香玉剧社义演工作人员）年采访：“西北局的书记是习仲勋同志，他们对香玉同志这样的义举是非常赞赏非常支持的。为了让香玉同志这个计划能够顺利实施，他就从政府派几个同志几个干部去进行帮助。我就是当时到香玉剧社协助工作的人员之一，那个时候我才十几岁，不到二十岁，不太懂事，但是热情很高。”
为了义演，常香玉专门创作了豫剧《花木兰》，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
常香玉（时任西北人民赴朝慰问团成员）年采访：“当时我就说，这都是实事，这个戏里，只要是真实的，人们都很欢迎。这当时你比方说，这个木兰呢，又是个劳动人民，又是个对父母又很孝顺，又为了国家又愿意在战场上待12年，这不是个简单事。后来花木兰里头有两句词，是这样讲的，国家有难，匹夫有责。”
香玉剧社从西安出发，先后在六个省进行巡回义演。到年2月，共演出场，义演捐款达到15.2亿元旧币，超过了购买一架战斗机的价款。她捐献的这架米格-15战斗机，被命名为“香玉剧社号”。作为历史的见证，它现被珍藏在中国航空博物馆中。
江苏省泰州市，是长江三角洲中心区27座城市之一。在中国的革命战争年代，泰州人民就是支前模范。年4月，当地百姓带着自己筹集的多艘船只，参加渡江战役，支援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向全国进军。同时，泰州也是人民海军诞生的地方，有着光荣的传统。
曾经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儿童号”米格-15战斗机，如今就保存在泰州市姜堰实验小学中。年4月13日，这里的师生们以“苏北泰县姜堰小学全体儿童”的名义，写信给全国小朋友，发起节约糖果费，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的倡议。
王勤90岁（时任姜堰小学二年级教师）年采访：“倡议书寄出去以后，马上就收到各个地方小朋友寄来的信。这个来信是非常多。我们学校有一个这么大的箩筐，摆在礼堂里面，来的信都放在里面。每天都要有半箩筐，有时候还要多一点。”
黄葆愚84岁（时为姜堰小学六年级学生）：“有一些家长，怕小孩子没东西捐进去，主动的把手钏还有这个脚镯子，那时候银的脚镯子。一起，家长亲自送进来再给捐里面。”
两个月以后，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接见国庆观礼代表。他为渡江小英雄马三姐写了题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抗美援朝战争为少年儿童们创造了安宁的生活，而他们的心，也随着这架捐献的飞机，向着远方，向着未来，展翅飞翔。
年11月3日，十世班禅在西宁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中央政府的抗美援朝行动。他率先捐献出旧币一亿三千万元，并与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联名写信给全省各大寺院，号召大家踊跃捐献，努力完成“青海佛教号”战斗机一架的捐献任务。
年6月24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告，捐献武器运动胜利结束。按照当时的规定，一架战斗机折合人民币15万元，一辆坦克25万元，一门大炮9万元。截至年5月底，全国各界爱国同胞共捐献人民币5.亿元，相当于架战斗机的价款。
祖国人民时刻记挂着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志愿军。年2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第一批赴朝慰问团组建，由廖承志任团长。年4月初慰问团抵达朝鲜，共带去全国人民捐赠的面锦旗、余箱慰问品和1.5万封慰问信。
这时，志愿军正在进行第四、第五次战役。慰问团团员，冒着纷飞炮火，顶着风雪雨霜，到全军进行慰问，把祖国人民的温暖送到每个战士的心坎上。
这次前线慰问，第二分团副团长廖亨禄，天津市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堃、天津市著名琴师程树棠和汽车运输连副连长王利高，因遭敌机轰炸扫射，光荣牺牲。常宝堃的弟弟常宝华，是家里第一个得知大哥牺牲消息的人。
常宝华（常宝堃四弟）年采访：“阿英同志（钱杏邨）这一句话。就是‘常宝堃同志、程树棠同志，抗美援朝完成任务归国途中光荣地殉国了！’说实在的，殉国这两个字我懂，虽然说我十几岁不到二十岁，我懂，当年的岳飞不就是殉国吗，董存瑞、黄继光那不是殉国吗？”
天津各界群众隆重举行了公祭烈士的活动，送葬仪式成为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示威游行！
年9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组织了第二个慰问团，由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的刘景范带队，开赴抗美援朝前线。这个慰问团规模更大，代表性更广泛。他们深入志愿军各部队，在朝鲜战场上进行了为期40天的慰问活动。
王文娟（时任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政治部文工队队员）年采访：“我们演出的时候，上面有敌机在盘旋，我们听得出，他这个炸弹没有扔掉，我们志愿军聚精会神地还是坐在那里看。我们演戏有时候演到一半，那个电线被敌机炸断了，没有光了，怎么办。那我们想这暗的不能演啊，后来志愿军用手电筒，照着我们演的地方，我们就在手电筒照耀下，把戏演完。”
为了向祖国人民汇报，志愿军还两次派出归国代表团，四次派出“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观礼代表团回国。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志愿军代表们常常被一束束鲜花、一面面彩旗、一张张笑脸、一双双热情的手臂，包围得水泄不通。人们都能以和志愿军战士握手而感到光荣。
黄万丰（时任志愿军第27军81师团1营参谋长）年采访：“到哪儿都把你抬起来，在北京在上海，在东北这些地方，中央首长都接见了，没有不接见的，讲话都讲了，我还有一个和毛主席在一起的合照。”
祖国人民的慰问信和慰问品还源源不断地送到朝鲜前线。在清华大学，教师们发起了做个慰劳袋和写封慰问信的活动。林徽因教授亲手缝制了骆驼毛棉背心，送给冰天雪地中的战士御寒。华罗庚教授在慰问袋里附上一首诗，盛赞志愿军的作战英勇。这使远在千里之外的战士们感到了浓浓的暖意。
张怀义87岁（时任志愿军炮兵第10团2营营部侦察排长）年采访：“赠送我们的最可爱的人的缸子，还有一条毛巾，毛巾在朝鲜买不到，很多我们需要的东西，牙膏，还有一袋水果糖，很感动，毛主席全国人民没有忘了我们，亲自到朝鲜来看我们，战争时期。”
年7月朝鲜的战火停止了。在贺龙的带领下，第三支祖国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团人数超过0人，其中文艺工作者多达人。全国40多个剧团，几乎全部参加，包括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在内的著名艺术家们，也参加了慰问团。
梅葆玖（时任赴朝慰问团团员梅兰芳之子）年采访：“有一次，我忘了是在哪儿了，就是白天，慰问志愿军，我父亲都化完妆了，跟马连良马先生唱《打渔杀家》，忽然一下天下雨了，越来越大。”
郭岐生（时任赴朝慰问团团员）：“后来志愿军首长给梅先生打伞，打着伞清唱，后来梅先生说最好我也得有点礼貌，您把伞给我撤了得了，我这么淋着我心情好像对得起坐这儿看戏的战士们。”
在前线慰问演出中，沈阳鲁迅艺术学院的毕业生们是最为活跃的队伍之一。这所学校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
刘波（时任东北鲁艺抗美援朝文工团团员）年采访：“那时候排一个什么戏，排了一个胥树仁写的一个小歌剧，反映中朝人民友谊的，还排了一个什么，叫《女队长》，《女队长》就反映了反美帝国主义的这个戏。”
王卓（时任东北鲁艺抗美援朝文工团团员）年采访：“我们就在外面一个水冲的洞子里面，就在那写，我们最后把一个大的七场剧写完了。”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前身是著名的延安电影团。年摄制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反映抗美援朝的纪录片，同年12月28日在全国四十个城市，二百六十五个影院同时放映。
这是当年第一部战地电影，生动地反映了战场上志愿军取得大捷时的盛况。
年10月20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11位摄影师接到秘密赴朝的命令，在延安电影团经历过抗日战争硝烟的摄影师徐肖冰，担任了这支队伍的队长。摄影队跟着志愿军部队日夜行军，开赴前线。他们除了和战士们一样全副武装外，还要携带着沉重的摄影器材。
王瑜本（时任志愿军随军摄影师）年采访：“坑道上面都有掩体盖着，人从外面看不到，掩体就有射击孔，我们就把射击孔给扩大一点，把镜头伸出去拍，你拍完了赶快跑，因为我们也有狙击手射击敌人，敌人也有狙击手射击我们，所以一旦暴露目标，马上就打你，有一次我和我们几个同志，就到最前沿阵地拍敌人阵地，刚拍完迫击炮就来了，机枪也来了。”
对前线的战士们来讲，拍电影是件新奇的事，更是件光荣的事。
刘德源（时任志愿军随军摄影师）：“几乎是在每一个战士的心里，都是这样，他都能够期盼有一天他自己在朝鲜的表现，在战场的表现，能够使家人能够使全国人民能够看到的。”
新中国成立之初，香港和澳门是海外援华物资进入中国的重要入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后，港英政府不断打压支援祖国的爱国商人，大量物资滞留在香港。香港商人霍英东当时不到30岁，刚刚开始创业。尽管他只有几艘船只。仍然决定为祖国尽力，把物资运到大陆。
霍英东（时任香港立信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年采访：“当时运输也受到很大的干扰，风险原来是很大的，当时国家还有很多困难，作为每一个中国人，也应该贡献他一点力量，但是两三年来也不简单，一年天没有停。”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港英政府对霍英东的正常商业活动进行了长达四十年的打压。年香港回归之后，霍英东说：“交接仪式上，目睹五星红旗和紫荆花区旗冉冉升起，我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做回中国人。”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激励着侨居世界各地的每一位中华儿女，海外华人华侨纷纷捐款捐物支援祖国。
福建省厦门集美学村东南角海滨，一座名为“鳌园”的公园中，安葬着著名的爱国华侨，陈嘉庚。
美军等外国军队悍然侵略朝鲜时，陈嘉庚回国不久。面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他表示将毫无保留地拥护我国政府和人民抗美援朝伟大斗争。他从集友银行开出一张人民币50万元的支票，捐赠给前方的志愿军战士，用以购买寒衣。年，陈嘉庚受邀参加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成为最初的位成员之一。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并没有停下发展的步伐，国民经济也取得了重要成就。年6月，毛泽东主席发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年初，毛泽东主席又提出：“三年恢复，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团结统一和社会稳定。全国实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年，消灭了财政赤字，年底全面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任务。从年起，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进入了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新时期。
年12月1日，第一部关于抗美援朝的故事片《上甘岭》全国公映。词作家乔羽和作曲家刘炽创作的主题曲《我的祖国》，随之传遍全国。
当时，词作家乔羽才二十多岁。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曾有人建议说，把歌词中“一条大河波浪宽”，改成“万里长江波浪宽”，乔羽说：“尽管万里长江有气势，但有人可能并没见过长江。然而不管你是哪里的人，家门口都可能有一条河，它寄托着你的喜怒哀乐，引起人们的共鸣。”
（编辑张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