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是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突围》原著作者周梅森的另一部政治小说。光看书名，望文生义的话，会以为这是部聚焦我国制造业发展历程的红色作品。
书中确实有制造业的元素，也就是投了十几个亿却没开工生产过的平阳轧钢厂，但它是作为一矛盾冲突支线而存在的。全书主线，还是紧扣政治展开的。
小说的第一主角高长河，以省委副秘书长转任该省经济强市平阳市委书记。在高长河任职前后10余天，各色人物粉墨登场。特别是反腐、国有企业改制、九八抗洪三大突出问题的集中爆发，由此带来了新老市委班子之间的矛盾摩擦。
在这10余天的新老班子交接期，我们可以窥见一些权力运行的逻辑。
一、牵制是权力运行的永恒主题，大佬们之间“就像一堆螃蟹你夹我，我夹你”
在常人看来，省委、市委书记都是“封疆大吏”，是一把手，说一不二，权力很大，在党纪国法范围内，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但透过小说我们可以看出，事实并非如此。由于我党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讲究的是充分发扬民主后的集中，牵制就成了必然。
党委书记作为“班长”，虽然有最终拍板决策权，但在重大问题上，必须充分考虑其他班子成员的意见。人们常说的“屁股决定脑袋”，这是一句看似笑话的大实话。每个班子成员立足点不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就不一样。书中，主管纪检监察工作的孙亚东出发点是反腐败，本质上也是为发展保驾护航。但在反腐节奏上，却经常与市委书记高长河产生分歧。对此，高长河很无奈，只能寻求省委将其调离。在省委明确表态不调整孙亚东之后，高长河也只能接受。虽然这是小说夸张化的写法，在现实中不太可能出现，但也说明班子成员之间的牵制是事实存在的。
来自上级的牵制就更不用说了。下级工作的开展，具体事务上有较大的灵活性，上级一般不会干扰，但大方向必须与上级保持一致。书中，因各方面原因，市委书记高长河对一个县代县委书记的任命被省委书记刘华波否决的情况比较极端，一般不会出现。而且，现实中县委书记、县长考察、任用权都在省一级，由省委组织部负责，必须过省委常委会，不会出现书中的情况。
下级有时也会对上级领导进行牵制。因为上级领导的决策，必须充分考虑下级的实际，是否有执行的可能性。作为更接近一线的干部，有时下级所掌握的实际信息更充分，所以也会存在下级给上级领导提意见的情况。
对权力的牵制还来自各方面，民意，离退休干部，等等。书中，高长河的岳父，也是已经退休的平阳市委书记梁清平有一段跟高长河的对话，将权力间的牵制讲得很透彻。梁清平说：“你总觉得自己受牵制，就不想想：华波（省委书记）也受牵制嘛！马万里副书记、陈红河省长，还有姜超林（转二线的原平阳市委书记）和你、我，谁不牵制他？而反过来说，马万里、陈红河、姜超林，谁又不受到别人的牵制？说到底，我们人人都在牵制别人，同时又受到别人的牵制嘛。”高长河则回应说：“对，就像一堆螃蟹，你夹着我，我勾着你！”
确实，牵制是权力运行的永恒主题，大佬们之间“就像一堆螃蟹你夹我，我夹你”。当然，也不乏政治强人的存在。但这种人比较少，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比如性格比较霸道、能力相当突出、在某地深耕多年、强有力的外力支持，等等。比较少见，但不能说没有。但即使是这样的人，在如今也很难有绝对的权力。
二、新老交接最敏感，平稳过渡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权力的交接往往意味着利益格局的调整，团结、平稳是关键。
想要实现平稳过渡，关键有三方：权力交接发起方，权力接受方，权力移交方。在实现平稳交接这件事上，发起权力交接、接受权力这两方目标高度一致，关键点也是难点在权力移交方。
在平阳市委书记调整过程中，以省委书记刘华波代表的省委是权力交接发起方，高长河是权力接受方，市委原书记姜超林是权力移交方。对于实现新老班子平稳交接，三方是有共识的，但在不同阶段表现却不尽相同，有的行为是正面的，有的行为则是负面的。
以省委书记刘华波为代表的省委，在促进新老班子平稳交接上采取的策略是口头上高度评价姜超林，以安抚权力移交方的失落感。同时，为高长河实质性站台，省委书记、省长、省委副书记都出席了他的任职宣布大会。但出于尊重姜超林个人意见，在明知存在隐患的情况下，同意姜超林在平阳就地转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事实上造成“一山两虎”的局面，对新老班子的平稳交接带来了负面影响。最后，只能将姜超林调离平阳、调入省城，升任省人大副主任。在促进新老班子平稳交接上，权力交接发起方具有很大的主动权，关键是在充分考虑各方的基础上，态度措施要果断坚决。任何犹豫、暧昧，都会被放大，且造成不利的甚至灾难性的影响。
作为权力接受方，放低身段，以谦虚姿态充分尊重权力移交方；短期内尽量减少大批量人事调整，给人“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错觉；注意公开场合的讲话，避免在对权力移交方造成刺激。主人公高长河的表现在这方面总体是成熟的，有些方面还做得很好，但有些地方还有改进空间。一方面，他对市委副书记孙亚东的制约不够，导致关于反姜超林腐败的谣言四起，这是极其要命的，给人一种卸磨杀驴之感；另一方面，他在一些场合的公开讲话不够谨慎，引起了不必要的误会。多种因素重叠，导致他与姜超林之间的关系陷入僵局。因此，作为权力接收方，想要平稳过渡，也务必谨言慎行。
权力移交方的心情应该是最复杂的。这倒不一定是留恋权力。个中缘由，一方面，是工作惯性使然。当人长期处于某种状态下，突然的转变，难以马上适应。另一方面，人都是有感情。对一个长期在某地执政的领导者来讲，投入巨大精力促进一个地方发展，就像亲手把小孩带大，感情很深厚。
姜超林就是这样的典型。工作就是他生命的全部内容。他曾说：“生活丰富多彩呀，所以呀，我们有些干部跳起舞来三步四步都会，喝起酒来三斤二斤不醉，打起牌来三夜两夜不累！什么作风？反正我是看不惯，也永远不会去学。”他是一个麻将、扑克都不会打的领导。这样的人，骤然退居二线，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闲不下来，闲得难受。同时，姜超林主政平阳10年，10年间平阳实现飞跃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姜超林对平阳的感情是深沉的，他说“我从没做过这种升官发财的梦！我做梦着的都是平阳！”正是这种工作角色转变带来的落差，这种对主政城市的热爱，他对新任市委书记高长河很多做法持保留意见甚至耿耿于怀，误以为高长河在否定过去10年的发展成就。也因为如此，两人矛盾不断，最后不得不以姜超林离开平阳结束这种摩擦。
实现新老平稳交接，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最敏感也最考验政治智慧。
三、语言充满了艺术，一句话在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种涵义
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句话，对语言交流同样适用。
作为最基本的交流工具，语言在政治中重要性尤突出显。毛泽东主席说过，干革命要靠“两杆子”，即笔杆子和枪杆子。领导的最核心的两项工作，出思路、管干部，出思路是通过各种讲话来实现的，管干部的核心工作“思想工作”也是通过各种讲话来达成的。所以，领导的讲话很重要，影响很大。领导越大，讲话越重要，影响范围越广，也就越谨慎。在这方面，《中国制造》中有正面例子，也有反面例子。
先来看反面例子。新任市委书记高长河在参加一场下岗职工分类管理专题会上，因一个下岗工人自杀有感而发说道：“同志们啊，不要总说我们平阳是经济发达市，不要光看平阳四处都是高楼大厦，四处都是霓虹灯。高楼大厦后面有阴影，霓虹灯下有血泪呀！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事实！”这句话，是特定背景下讲出来的，放在当时情境并没有问题。奈何那时正是班子刚刚交接的敏感期，加上被断章取义、以讹传讹，“霓虹灯下有血泪”就成了他否定上届班子成绩的标志话语，引起前任市委书记姜超林的极大不满。如果讲话严谨一些，这是可以避免这场纷争的。
正面例子是新任烈山县委书记田立业的上任讲话。
这个县原来的县委、县政府两套班子刚因集体腐败，基本“全军覆没”。作为“救火队长”，这种情况下的上任讲话，廉政是绕不开的话题。
他说“……今天，在来烈山上任的途中，金华县长就向我反映，说是我们一些干部私下里替耿子敬和赵成全（落马的原书记、县长）报亏，说是这么多不三不四的人都发了大财，耿子敬他们也就是发了点小财。还有人说，因为国家没有高薪养廉没所以我们的干部才一再问题……六年前，我在这里做纪委书记时就对有些被查处的贪官说过：你不要叫亏，你不亏！你坐着公家的车，坏了一台换一台；住着公家的房，要了一处要两处，连孙子都安排了；吃公家的，喝公家的，工资基本不用；国家和人民养你这么一个县长、镇长一年起码十几、二十万！十几、二十万不是个小数目，就是在我们平阳这种经济发达市，现在也有十万下岗工人，他们每人每月的生活费平均只有一百七十元！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要国家高薪养廉，现实吗？”
这段话为什么讲得好，取得了好的效果？因为他对干部心里的疑问作出了针对性的回应，不是自说自话，更官话套话，而是实实在在的身边事例，具体的数据。
语言的力量是无穷的！用得好，是正向的推力；用不好，就是反向的拉力。
小说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为了剧情需要，总需要一些艺术化的处理。但管中窥豹。从小说中，我们或能看到权力运行的些许逻辑。这也是我们读万卷书的意义所在。